中国特工在柬靠走私发家,成黑白通吃的大商人

时间:2017-12-29    编辑:快乐     作者:Singer     来源:网络     阅读:192

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,带着我的家人,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,撤出金边,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、最无助、最痛苦的死亡之旅。在路上,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惨遭凌迟处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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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
1958年秋天,我,一名出生在金边、曾在西贡读书、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―――常修文,突然被党组织选中,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,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。

1959年3月,我前往金边,随后又进入越南南部的“敌占区”展开工作。
不久后党组织随即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:“必须设法在柬埔寨、越南之间,开辟一条通畅的绝对完全的交通线,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。”

这可真是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:建成这样一条“绝对安全”的秘密交通线,偷渡边境要花钱,办理证件要花钱,广交朋友更要花钱……可我偏偏没钱!
1960年初,我重返西贡。考虑再三,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,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。

我走遍了越、柬边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,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“秘密运输通道”。与此同时,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动,也越来越成规模了。一年半之后,“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”,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。我则成了越、柬边界上众多“走私犯”中的佼佼者。我在边界的两侧,同时保持有“良好信誉”(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),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、“改邪归正”不再参与走私之后,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,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,请我代为销售。

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,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“帮”我把私货偷偷运到目的地。无论旱季还是雨季,我都会穿行在丛山密林之中,参与走私。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,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;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面上,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;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,我曾和我的伙伴携带利刃,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―――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,也有强盗。

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“苦力”,都是我这个“老板”雇佣的走私分子,他们说,这个“常老板”为了谋取厚利,真是不惜冒险、不惜吃苦!可是没人知道―――为了完成任务,我必须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,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,哪一条路还可以作为“越、柬秘密通道”的备用之路。

我成为境外“大商人”

1961年夏天,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。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,并要求我“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,创建基业,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。”这就是说,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“挣钱方式”,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,十分有利。

根据“创建基业”之要求,返回金边后,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,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。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,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、电视机、电唱机、唱片等物品,运回金边、运入西贡;同时,从香港购买人参、高丽参、西洋参、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,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,寄往金边……为了生意上的需要,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,通过他们帮忙,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,报关进入。这样小批零的贩运,本钱小、课税少、周转快,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。

与此同时,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,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,与人合作,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,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,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,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,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。


我的工作环境越加复杂

从1968、1969年开始,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。越共游击队在社主义阵营的支持下,越来越强大。在这种形势下,美国人策划了“朗诺政变”。整个柬埔寨,顿时陷入内战。

在纷乱的局势下,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,于是提出: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。而这时的我,根据组织指示,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,并已拥有10多辆卡车。看到机会不错,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,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。

战火纷飞的年代,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,不过,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,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——而且,作为党的情报人员,我必须坚持完组织交给的任务——在越柬边界,持续保障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。

为了完成任务,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,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,在那样的形势下,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每次出车之前,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、汽车编号,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,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,然后在军车、军人的保护下,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。

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
1975年4月17日,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。这一天,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金边市区,郎诺的军队则溃败逃走。可是,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:整个金边的约2万老百姓,必须全部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。

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,上级对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,显然也是毫无准备。 作为党员,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,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,带着我的家人,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,撤出金边,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、最无助、最痛苦的死亡之旅。历史学家后来证明,红色高绵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,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!

我和我的全家,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。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,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……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,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。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“空城”和“死城”,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,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以后的贫困生活中。

那时的我,已经瘦得皮包骨头,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。而且,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医治,我还染上了疟疾。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“暴露”自己的真实的身份,因为我听说,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,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。

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,并请他帮我向金边“通报”。回国之后我才知道,恰在此时,我的上级领导,北京的部机关——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,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。我的名字,就在这份电报之中。

1976年2月,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,乘坐卡车,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,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。三天后,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。走下飞机,我的领导 “王头”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:“回来了就好,回来了就好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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